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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了医生才知道:“决定”死亡有多难
发表于 2016/9/21 0:00:00 收藏
“我想在现场做个调查,在座的各位,一次都没有亲眼、或者亲手料理过死亡的请举手。” 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廖凯原法学楼的500人报告厅里,许多手举了起来。 “料理过一次的请举手。” 依然有很多人。 “料理过十次的请举手。” 零星几只手,散落在报告厅各个角落里。 “料理过一百次的请举手。”会场一片安静,“恐.....

“我想在现场做个调查,在座的各位,一次都没有亲眼、或者亲手料理过死亡的请举手。”

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廖凯原法学楼的500人报告厅里,许多手举了起来。

“料理过一次的请举手。”

依然有很多人。

“料理过十次的请举手。”

零星几只手,散落在报告厅各个角落里。

“料理过一百次的请举手。”会场一片安静,“恐怕现在没有了吧?”

做调查的是成文武,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(下称肿瘤医院)综合治疗科主任,他的手,被称为“上海滩送走人最多的一双手”,保守估计,从医之后,他每年要送走50多个人,而他当医生,已有26年。

这是一场怎样的会面?台上坐着的,有医疗纪录片《人间世》的编导、人类学教授、肿瘤医院多科主任、卫生协会领导;台下听着的,都是20岁上下的大学生。

他们自愿参加的这场“复旦大学克卿书院正谊论坛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名师讲坛”,将会带给他们一堂怎样的死亡教育课?

面对死亡,你们恐惧吗?

“如果这个房子突然倒塌下来,你现在心里怎么想?肯定是恐惧吧?”见惯了生死的成文武开口闭口都是些“吓人”的话。

现场的学生一片安静。

从小到大,恐怕很少有人教过这些孩子死亡是什么,死亡又意味着什么,他们单知道人终有一死,但在眼下这个青春的年纪,死亡好像总是离他们太远,对那个模糊的概念,他们心有恐惧也是正常。

而对死亡的恐惧常会让人想要活得更久。

成文武举了自己还是医学生时候的例子。他外婆在88岁那年蛛网膜下腔出血,送到医院的时候,医生觉得已经没有抢救必要了,88岁高龄,病情又太过严重,救回来,效果也不会好。

成文武当时跟外公有个承诺,外公说,要把外婆的生命决定权都交给身为医学生的他,为了完成对外公的承诺,成文武苦战了76个小时,把外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“但是脑出血以后,她变成了半植物人状态的样子,整个家庭为她花了13个月的时间,都扑在她身上,很痛苦,她自己也精疲力尽。”

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潘天舒认为,这样的救治频繁上演,几乎成了一种新时代的“迷信”,越来越多的人渴望“用尽一切办法”延长生命。

“因为我们医疗水平的提高,我们很难再想象一个自然死亡的状态。”

当我们谈论死亡时,我们谈些什么?

“为什么我们叫白衣天使?因为我们就是天使。”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主任虞先濬说,“做医生就是以创造人类幸福为主旨。”

但在生命的层面上,什么是所谓的“人类幸福”?肿瘤医院肿瘤妇科主任吴小华说,归结起来就是两点:生要有质量,死要有尊严。

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柳光宇的祖母是乳腺癌患者,很不幸的,她的乳腺癌伴有肺转移和脑转移,他的祖母在美国著名肿瘤医院接受了治疗,但有一个细节,比治疗本身更触动了柳光宇。

“主治医生告诉她,你是脑转移,确诊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,马上就有一个社工,拿了一叠资料来让我们家属和她本人填。其中就有一份:在你弥留之际,你选择医生抢救还是放弃。”

祖母有过犹疑,但还是选择了放弃,几个月后,安详离世。

还有一个故事。

柳光宇在美国的表妹,18岁时去考驾照,考完了,马上就收到一个问卷,其中一个问题是:在出了车祸脑死亡的时候,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器官捐献给别人?

让18岁的孩子填这个问卷,是学校的要求,在美国,“死亡教育”已经非常普及,在出现意外的时候,他们有权利“决定”自己的生死和其余归属。

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朱剑锋说,由于呼吸机的使用,死亡成为了一种决定。

“决定”以怎样的姿态活着,“决定”以怎样的姿态走,这是每个人都该直面和讨论的课题。

当了医生才知道,“死得有尊严”有多难

似乎自《人间世》把从医的现实状况大胆呈现给观众之后,有越来越多的医生不惮将血淋淋的现实说给普通人听。

“吴(小华)主任刚才说的两句话说得非常好,活得要有质量,走得要有尊严。但这是理想状态,其实现实中会有很多问题。”虞先濬说。

很多医生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:你告诉家属,让病人走吧,插那么多管维持生命只是徒增痛苦;家属却说,这个人一个月有万把块的退休工资,他走了,你给我钱?

“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世。”

年轻的时候,虞先濬遇到过一个徐州来的胰腺癌病人,很多医生都给他判了“死刑”,不愿开刀,虞先濬觉得这刀能开,就开了,开完还有一股“开别人所不能开”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手术很成功,但病人离开医院之后他才听说,因为他说能开刀,那个病人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,现在回去的,不是原先的家,而是搬到了乡下的茅草屋。

一个胰腺癌病人,倾家荡产开刀,但术后能活多久其实是个未知数,这刀该不该开,虞先濬至今都有怀疑。

这才是医生的职业现实,他们以让人“活得有质量,走得有尊严”为己任,但操作起来却有种种束缚。普通人思考死亡、理解生命,为的是在这一切来临时能够坦然,但医生思考死亡、理解生命,更多的,还是想为人们创造“幸福”。

“医生是一个技术和社会的混合体,我们必须精益求精地锻炼技术,才有底气、有能力帮助别人,但更重要的是什么?除了悲天悯人的医者情怀,更重要的是大家要权衡,学会站在患者家庭的角度,想什么样的治疗是对他最能够获益,这个获益,并不仅仅局限于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痛苦,还有整个家族的繁衍与生活的状态。”虞先濬说。

“我希望我们,还有你们、同学们,不要对这个职业悲观,这真的是一个崇高的职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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